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其一就是“整理国故”。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之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而然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

按：“整理国故”在鲁迅看来是妨碍了新思想的。他说，“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隔绝了。”五四时期至今，也有近百年了。百年之中，青年的“活学问”与“新艺术”却变得不太像学问和艺术了。若鲁迅还活着，面对现代青年如此精神状况，会怎样说，会怎样想呢？

还有一种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想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恶狠狠地磨墨，立刻写出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需要天才！”⋯⋯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而然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我自己也站在歧路上，–或者说，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