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图书馆外面晃荡的时候碰到了瑞典人 D。

一般而言，瑞典人不会主动和不认识的人打招呼。极个别的例外是胆子大的人图新鲜，比如有的人看到黑头发的亚洲人就会主动说“你好”；另外的例外是路边喝醉酒的人对路人指手画脚。

D 问我是不是交换生的时候，我正好走到他旁边。之后我们聊了很多，有关 LiU 的课，我对瑞典的印象，他在上海住过的半年⋯⋯最后聊到 Party 的时候，他说他不喜欢一般的 Party，但他知道在镇中心的大的那个教堂里，每个月会有一次 Mass，这个周五晚上恰好有，很多学生都会去。我还以为他在 Mass 上的发音问题，特意问他 Math ？他说，No, Mass。带有习惯性的不愿意承认自己不知道，我只好说，“Yeah~”。接着他问我是否愿意去，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了解文化融入大家的机会，于是说，“Yes, of course.”

2.

整个中午都在另外一个镇子完成口语老师的布置的“寻宝”游戏。每到一个景点都有特殊的一些标识，巨人的腿上写了什么字啦，瀑布旁边写了什么地名啦，在某某地方让路人给照个相下节课带到教室啦等等。我们队有四个人，两个中国人，两个德国人。口语课的目标是为了让我们觉得说英语不难，仅此而已。在完成各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把整个镇子走了一遍。

实际说英语的确不难，在国外，无论怎么拼凑字，都能把自己想问的问题给说出来。如果拼不出来，听着的人也会用自己的逻辑把听到的话拼凑起来。要注意的只是自己对自己严格一些，如果这次说错了，就要自己改正自己，这样进步就会飞快。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别扭，但随着改正次数的减少，情况就会好得多。

3.

当我到教堂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在里面。我沿着教堂墙壁转了一圈，在基督像的背后遇到了 D。那个时候他正在帮忙摆放蜡烛。

D 显然很高兴我能到教堂来，可见他并没有期待我兑现我的承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期待常常会导致失望，而不经意的意外常常增添乐趣。

弥撒总花了一个半小时。现场演奏的钢琴曲和几个人合唱的甜美的歌声回荡在教堂里。人们在这里忏悔；选读一些圣经上的文字做演讲；互相拥抱握手⋯⋯

所有的宗教都在给人一种希望。这种希望是来自于让那些感觉自己在独自挣扎的人们意识到他们并不孤单。发现自己的孤单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人们会因此觉得无助和孤独，所以在做出艰难选择的时候，人们也常常会，甚至于是毫无意识地，选择让自己不那么孤单的一条路走，也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借鉴的例子来对比自己的选择。

我在想，如果我当初没有出来作交换，那我可能就选择保研了。这是一条正常的路，一条安全的路，至少在选择保研的时刻看来，这样的选择是将希望寄托在两年中研究生阶段的涅磐，但问题就是，这种“希望”本质上和大一在想像大学四年的涅磐是一样的。

我一直不太能接受我之后可能出现的申请失败，不能接受留下来一年再申请。在教堂的那一刻，我发现问题在哪里了。如果我此刻知道我身边的一些人已经这样做了，并且能够把工作和研究时间都分配得很好，那我就会觉得这样的选择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我在判断我的底线的时候，最终考虑的事情是—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则可以接受，没有则接受不了。缺乏探索未知路的勇气，缺乏自己开辟道路的信心，把希望寄托于自己和别人对比之后那些两个人一样的方面，并且两个人越是不一样，自己越是胆怯。

成长这件事情，最糟糕的一点就是慢慢的意识到了自己变成了自己最不想成为那种人，但也可能是好事情。

4.

在弥撒完毕之后，D 带我到了最近的一个进行 fika 的地方参加了随后的 fika。瑞典人非常崇尚 fika。 fika 的大概意思是休息。通常大家会吃些甜点，喝些咖啡，三五个人坐下来聊聊天。

D 本着主人的心态，最后帮我付了钱，介绍了他的其他两个朋友，E 就在其中。我们四个人在那聊了一个小时，话题从瑞典跑到中国，又跑到学校，又跑到中文⋯⋯ E 是开朗且可爱的瑞典女孩，口语不错，学心理学，刚到学校读大一。因为她口语不错，我就一直跟她说话，胡乱扯话题，全当锻炼托福口语。

但有一个问题让我很不解。有的时候，我必须要重复我自己说的话才能让她明白我的意思。但当我问她我之前说的话有什么语法或发音上的问题的时候，她每次都说是她自己的问题，不是我的错。即使到最后一起回到住的地方的时候她还在说我的发音比瑞典人都好，就是不说其他的问题。但在我住的地方，有的时候我说的话也需要重复数次才能让他们明白，我确定这是我的问题，因为同住的一个瑞典人英语是相当好的。可能是语言措辞上的问题，这要很长时间才能改善。